一直以来，美丽、神奇的西藏雪域高原是我景仰的地方。终于在1998年的冬天，我得以去那里采访并体验生活，后来创作了歌舞故事片《弹起我的扎年琴》电影剧本。在这部剧里，三名热爱生活、热爱家乡的藏族孩子不惧困难从边远地区一路来到拉萨报考艺术学校励志求学、求艺。剧本通过这个过程，以及孩子们的所见、所学从而使藏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歌舞与最美的地域景点等等均一一的在影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回到厂里定稿以后，剧本很快通过。至第二年的夏天，我带着组建好的摄制组启程奔赴西藏。
1999年青藏铁路还没有通车，当时如果全组人员都乘坐飞机又会大大超出预算。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在制片主任的安排下，连人带装备以及器材、行装分乘数辆大轿车、小面包车和卡车从北京出发，晓行夜宿一路上溯，用了整整七天时间，经由青藏公路开到了拉萨。路途遥远，辛苦自不待言。雪域高原固然美丽、神奇，但高原反应使一些同志出现了胸闷、头疼、口干或者咳嗽、发烧、流鼻血、吃不下饭等症状。组里的女美工师连续长时间昏迷不醒，只好安排人送她乘飞机飞回北京。而器材装备这边，摄影机的25支镜头竟然在路上被颠的散架不能用了，只好请厂里加急往这边寄。
虽然忙碌，但全组同志很快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当时我的学长谢飞正率领摄制组在西藏拍摄故事片《益西卓玛》。他得知我们的情况后同情地说：“你们搞儿童片的真不容易！”我笑道：“早已习惯了！”此次进藏前，我体重156斤，返京时已变成136斤，整整减了20斤，肚子也瘪下去了。脸被晒得黑红。众人笑称：“你比藏民还藏民！”我笑着告之：“要想减肥，就去西藏吧，减肥不反弹！”至今，我还保持着良好的体态，想来就是得益于去了西藏四回（除去这回，其余三次是去拍《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三部专题纪录片）。
影片要呈现美丽的藏族歌舞，为了能保持原汁原味，因而剧中的全体演员及副导演乃至美术、作曲、指挥、演奏、演唱、编舞等主创人员都聘请了藏族朋友来担任。当年点燃亚运圣火的藏族小姑娘达娃央宗此时已经长大，她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以后就当上了西藏艺术学校的舞蹈老师。1998年我进藏创作剧本时曾经采访过她，当时就决定用她的真实姓名和身份经历，把她编入剧情，成为孩子们走进艺术殿堂的引路人。达娃央宗看了剧本又高兴又激动，笑着对我说：“您写的这个达娃央宗可比我好多了！”当她得知儿童片经费紧张的情况后便欣然和其他藏族同志一起压低了自己的薪酬。
根据剧情需要，摄制组几乎跑遍了西藏最壮美、险秀的景点。从雄壮的布达拉宫到肃穆的江孜白居寺，从恬静秀美的羊卓雍湖畔到奔腾咆哮的雅鲁藏布江；从绿草如茵的当雄牧场到鲜为人知的亚东亚热带原始森林等等。在这些场景中均安排了不同风格的藏族舞蹈如：《果谐舞》《堆谐舞》《阿谐舞》《谐庆舞》《热吧舞》《扎西雪巴舞》《贡布箭舞》和《牛皮筏子舞》，几乎将藏族有代表性的舞蹈尽收其中，大大提升了影片的观赏性。
都说西藏的天，是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在念青唐古拉山下，碧绿的草地上有一座当年达娃央宗点燃、高举亚运圣火的汉白玉雕像。在这里我们要拍重场戏，但天公却不作美，晨曦中出发时天高云淡能见度相当好，可等到现场刚架好机器时乌云就堆上来了。这场戏需要蓝天白云，我们只好眼巴巴的等着，一俟太阳从云缝里钻出来，我们就赶紧抢拍一条。不料等来了突降的大风、大雨浇个正着，我们只好跑进大轿车里。不久雨过天晴，我们又开始抢拍。一天之中时阴时晴时风时雨，我们渐渐适应了，几乎每天都是这样过来的。
摄制组在当雄地区时，正赶上那里的传统赛马节以及物资商贸交流会。我们不失时机，结合剧情来拍摄，并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牧民们的热情支持。在赛马节上，用双机拍摄纪录了当地牧民精彩的马术表演和走马、跑马比赛，还有马上射箭、马上射击、马上捡哈达等高难度的比赛。不过拍小主角赛马的戏却不顺利。先是扮演巴桑的旺堆两次落马，摔伤了手。而帕加的扮演者索朗旺久因为不会骑马，所以请来了当地牧民男孩当替身，然而可能是第一次拍电影太紧张了，精力不集中，结果这个男孩也坠马摔伤了！这还不算完，天公又来捣乱了，突然间大雨狂风袭来，现场的人和马为了躲避风雨一通的乱跑，转瞬间就都没了影儿，我们成了落汤鸡。这场戏，足足拍了一周才拿下来。我累得咳嗽不止还发烧，打了三天吊针才见好。在晚上准备接下来的拍摄时，因走夜路还掉进了水洼里，全身湿透了，高原上昼夜温差大，我爬上来后连着打寒颤、打嚏喷让人哭笑不得，但工作在天亮时仍要按部就班的进行。
功夫不负苦心人。在西藏区委宣传部的热情帮助下，在藏汉两族同胞的携手努力下，《弹起我的扎年琴》大获成功，后荣膺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文联及广电总局共同颁发的“骏马奖”。
责任编辑/唐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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