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三十年代，鲁迅先生曾在《淮风月谈》“后记”里全文转引过《大美晚报》的一篇报道。披露了1933年11月12号发生在上海的一次重大事件，即当时的“艺华影片公司”遭到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组织的冲击并被捣毁一事。报道称：“……昨晨九时许，暴徒七八人，一律身穿蓝布短衫裤，蜂涌夺门冲入，分投各办公室，打毁自备汽车两辆、晒片机一具、摄影机一具……”
可以想象，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此事必会引起轩然大波。随后上海各影院、公司等也均受到了威胁与恫吓，不允许放映诸如：“田汉（陈瑜）、沈端先（即蔡楚生，丁谦之）、卜万苍、胡萍、金焰等所导演，所编制，所主演的电影，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如艺华公司一样，决不宽假……”等等。不仅如此，上海文学界、出版界等的进步团体也相继遭到了严重的冲击与破坏。显然，捣毁“艺华公司”是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文化界进步力量采取进一步迫害的开始。这里我们还要从艺华影业公司成立的前后说起。
1932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继占领东三省，侵占热河，进而企图吞并华北之后，又发动了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英勇抗击，在全国掀起空前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是在这个时期里，我们党的左翼电影工作者开始进入电影界，随后一批宣传反帝、抗日、反封建，且艺术性很强的故事影片开始在各影院上映，在影片受到观众与进步媒体热烈欢迎的同时，相关公司以及电影院在经营上的困窘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如“明星”、“联华”、“天一”等影片公司都出现了兴旺的景象，同样引起社会的关注。其中，因拍摄武侠电影而陷入困境的大力士彭飞也萌发了借势投资，意图再起的想法。
彭飞请师傅严春堂资助（黄金荣的徒弟，经济实力雄厚），当严春堂同旁人商议此事时，他的太极拳老师，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叶大秘便推荐了田汉，说：“……要搞电影就要组织个有威望的公司。想与‘明星’、‘联华’、‘天一’对垒，就非得找田汉不可。”于是，严春堂请客，叶大秘带着田汉、阳翰笙前来洽谈。其间，严春堂对田汉说：“侬的名望很大，我的徒弟生活没有出路，想演演戏、演演电影。因此，我想搞一个电影公司，不单为我的徒弟，我也想在这方面试试。我的公司就交给你，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拜托、拜托。”
田汉随即将上述事情汇报给地下党组织。党组织认为严春堂想拍反帝抗日影片，说明了他的爱国倾向。他请田汉帮助，这对我们开展工作很有利。
1932年9月“艺华影片公司”正式成立。出品的第一部影片是田汉自编自导的《民族生存》。当时“艺华”的条件十分艰苦，公司只有三间矮屋，一片空坪，摄影器材也不完备。即使在这样的状况下，公司很快又出品了第二部影片《肉搏》（胡涂导演，汪洋摄影）。两部爱国进步影片上映后，虽不合国民党的胃口，但却受到观众与媒体的热烈欢迎。
可观的社会与经济效益使严春堂信心陡增。于是加大投资，添加器材，创办周报，广招人才，诸如：卜万苍、史东山、应云卫、岳枫、郑应时以及金焰、高占非、袁美云、胡萍、黎明晖等，均在“艺华”的旗下。在《艺华周报》的创刊号上，更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创作方针：“要在全中国劳动大众呻吟弥留于水旱兵疫的浊流中，一致地握着中国大多数群众的现实要求去创作、去完成历史课予的任务。”对此，国民党当局颇为恼怒，虽然绞尽脑汁加大干扰，甚至有的影片禁映，但观众还是能从那些几经删剪的影片里体会出创作者的意图。此后“艺华”再出品了《中国海的怒潮》（阳翰笙编剧，岳枫导演，沈勇石摄影）、《烈焰》（根据田汉舞台剧改编，胡锐导演，汪洋摄影）等影片。由此，“艺华”上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黑名单。
1933年至1934年间，党内执行的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在电影领域也产生了影响。1933年9月，英国工党左派马莱爵士和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人道报》主编古久列来华访问。二人与电影界人士见面，由严春堂做东道主，在上海新新公司酒楼设宴迎接。席间严春堂等致欢迎词，马莱爵士致答辞，气氛之热烈，在社会上影响广泛。这促使国民党反动当局认定了“艺华”就是“赤色电影”的大本营，是“共产党的宣传工具”。
11.12事件后，一度彷徨的严春堂，私下里仍表示愿与左翼电影工作者合作。籍此，叶大秘找到正在躲避迫害的田汉、阳翰笙，说：“严春堂希望你们继续支持他”，二人当即允诺继续提供并帮助改编剧本。随后的《黄金时代》（田汉）、《生之哀歌》（阳翰笙）等都是这个阶段的作品。到1935年时，“艺华”再度出品力作，如：反帝抗日的《逃亡》（阳翰笙编剧）及表现农村斗争的《凯歌》（田汉编剧）。其中《逃亡》轰动了当时的影坛，被公认为是当年中国电影创作的重大收获之一。但不久后，随着田汉、阳翰笙被相继逮捕，以及其他进步电影工作者的被迫出走，“艺华”为国民党特务组织所控制，从此，其创作方向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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