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上街走路，一街的静，由街头至街尾再回头重走一遍。刚下过一场雨，地上反光着倒影，空气里弥漫着洁净感。她站在那里，她修长的脖颈微微倾向一边，时间仿佛静止在她身上。她一个人，那么优雅，一束灯光照射在她周围，形成了一圈朦胧的氛围，她低着头，在那一刻毫无察觉到他人的存在，仿佛与外部世界分离。
她是个身材妙曼、亲切暖和，举止优雅的老太太，有与这个年龄不相匹配的旺盛精力，粉色的开襟毛衫正好配她的头发。她睫毛上有冬霜的细末。
她就是九十来岁的韩素音。在上个世纪的中国，起码有一亿人知晓她的名字。因为她与毛泽东，周恩来亲密友谊的缘故。
她是一枚作家。美女作家。“无可否认，韩素音的确是最好的英文作家之一，她的笔调清新、优雅，用词非常准确，经常你翻字典，会发现她用的词只有一个意思，这在英文写作中是非常难得的。”她写了一系列传记性著作：《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无鸟的夏天》《吾宅双门》《凤凰的收获》。她也写专访和纪实作品。祖国便是她的土壤。身居海外的她多次访问中国，多次会见和采访毛泽东、周恩来，写下一系列关于中国问题的专访和纪实作品。
她也常到美国、德国、瑞士等20多国讲学和游历，介绍中国历史、政治、社会改革、宗教、民族、青年、妇女、知识分子等问题，写了不少有关中国的文章著作。还有《早晨的洪流》、《中国，2001年》、 《餐风沐雨》、《回面》、《拉萨，开放的城市》等著作。
在写作的她的世界里，没有别人，就只有孤独。她不需要别人来告诉她如何写，写甚么，她甚至不敢说出来，她相信写作是全然的未知，不写就不知会写出什么，那是连她自己也无法把握的事情。她只知道，自己必须要写，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这就是写作。一行行文字漫步过你的身体。跨越它。”
她的文字从不说谎。如同海明威坚守最真实的句子，她也守卫着她写出来的，就是最支离破碎的生命、记忆的残骸、废墟尽头的叹息，无一不是最真实的存在。她的人物聆听、说话，甚至说出不曾说出口的话语。你不能用任何东西来规范她，有时她摒弃所有形式，使字词孤伶伶跳荡于断章残句似的独白里，呈现出字词最根本的意义或意想不到的意义。你不能别过脸不看，掩耳不听。
她的作品《生死恋》被好莱坞相中，于1952年拍成电影，第二年获得三项奥斯卡奖。这是她的一部自传体小说，也是她的电影，她人生的缩影，混杂了记录和虚构。
她的人生充满传奇。单从她的出生，混血儿，在那个年代就已是传奇事情了。亚裔……在她小时候是个数字。亲戚、父亲的员工等于所有亚裔的总和。和她一样肤色的亚洲人生活在哪个州，她一无所知。长大以后，对亚裔的一无所知慢慢变成了一种……很奇妙的吸引。她的父亲周映彤出生于成都郫县，是中国第一代庚款留学生，母亲玛格丽特出身比利时贵族家庭。他们的结合冲破一切阻碍，这份爱情的结晶孕育了她的浪漫主义。
她的浪漫主义也表现在对人生之路的选择上。在成为作家之前，她沉浸在医学世界里。十五岁时在协和医院做打字员。后到燕京大学和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学医。上世纪，她回到了中国，开始在在四川成都美国教会医院当助产士，同时与他人合写一部小说《目的地重庆》。十年之后，她又离开中国，远赴英国上学，获英国伦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尔后在马来亚开设光瑚药房。
就当人们以为她在医药世界里沉沦时，她弃医从了文。她热烈地赞美几十年前的中国，津津乐道她与丈夫的爱情。在她看来，无论时代变得多快，有一些东西，譬如生存，譬如人、人所经历过的一切，都是不会改变的，而她所做的事情，就是将自己的体悟和感受呈上。她像一个外人那样远远地观察自己被父亲硬贴上的中国属性，尔后沉沦至此，一发不可收拾。
她对爱情也同样倾尽全力。文艺女青年的心底永远是爱的海洋在澎湃。在她的一生将永远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之间跑来跑去：离开爱，奔向爱。
她有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在马赛开往香港的海轮上，她邂逅了生命中的第一任丈夫——唐保黄，这个毕业于欧洲学校，国民党高级将领唐生智的侄子，以《意外飞来》的一本书开始了两人的谈话。他为国效力捐躯的想法迅速赢得了韩素音的好感，电光火石般的爱情滋生了，一九三七年抵达武汉后很快结为夫妇。
再糟糕的婚姻，也有过甜蜜的生活。只是两人的背景、身份、思维、价值观都有着太大的差异：素音结婚时已经不是处女的事实是唐保黄的致命伤，他以此攻击她、殴打她、谩骂她，无休止地虐待夹杂着反反复复的洗脑，他试图给她灌输中国贤妻良母的传统并改造她。而自我意识强烈的她拒绝改造，但是情感上又和他丝丝相连，他反对她外出当医生，不愿对外承认她的混血身份。在他的同事——那些国民党高级军官的眼中，他的妻子不过是个笑柄。而她和周围那些高官太太也显得格格不入……在长期的精神拉锯中，两人的感情消磨殆尽，“貌合”都无法做到了，她更是被折磨到近乎崩溃的边缘。
问题终于随着唐保黄一九四七年死于东北战场而结束。“世间并没有那么多阴暗跟颓废，在整个变动的大时代里，生离死别变得那么天经地义不可选择，像河水涓涓而流。”
一九五二年，她嫁给了英国出版商康柏，改名伊丽莎白·康柏。这段时间她前往马来西亚行医，并为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创立而奔走。在自传里她曾坦言，嫁给康柏的主要原因还是为了养女蓉梅，为了给她提供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
一九五六年一月，她接受了印度总督、前香港总督马尔科姆的邀请，去印度新德里度假。在印方提供参观的新项目中，有一项是参观尼印公路风光，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陆文星是个皮肤黝黑、长相魁梧的印度人，他担任了她的向导。后来，他成了她的第三任丈夫。
在陆文星出现之前。她还曾拥有生命里唯一的甜蜜是伊恩——《瑰宝》中的男主角原型。相遇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七岁，而她也已经三十三岁了。那时候“每天都像向日葵那样金黄灿烂，时间停滞了。”
那时候孀居的她带着女儿蓉梅，在玛丽医院做住院医生，她还没有从上一段婚姻暴虐的阴影中恢复过来，对感情谨慎而旁观。一直到四个月后，她才进入状态。伊恩是《泰晤士报》的记者，澳大利亚人，他的父亲在一八九四年来过中国，同样也是记者的他还写过一本书《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短暂的甜蜜之后，伊恩回了一趟新加坡，他的妻子得知了他的外遇，不过她并不打算离婚，即使这段婚姻中已经没有感情。
面对生活中种种未知的不确定，像每一对恋爱中的男女，他们开始拿自己的感情“做实验”，于是伊恩离开了香港。五个月之后韩素音收到了伊恩分手后就写好的第一封信。“亲爱的，我写这封信是要告诉你，我爱你。”爱情最终胜利了，然而很快，三个月之后的朝鲜战争带走了伊恩——“在机场伊恩又一次转身朝我一笑，爽朗、有点羞怯又令人伤心的微笑”。他再也没有回来。
直到中年之后，她才真正找到了渴望的灵魂伴侣——印度上校陆文星，他聪明、和蔼、宽容，并且热爱中国。他出身于一个良好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所大学的校长。他对她的言行，从不干涉，并且全力支持她的创作，在生活上、精神上都尽可能地体贴她，她曾说过：“只要他在身边，就感到有无穷的力量。”她每年大概有七个月在世界各地访问、演说，而陆文星则忙于自己的技术工作。只要有可能，他就陪她去世界各地访问。
晚年，他们选择定居在瑞士小城洛桑。每天早晨他们都会在大自然的声音和味道中醒来，生活安静而美好。瑞士阳光充沛，食物新鲜甜美，有上好的红酒、乳酪、花蜜，餐桌的颜色鲜艳浓烈，乡民单纯，热爱生活，乐于分享。夏天的时候，乡间小径两旁花田遍野，一片片熏衣草，一朵朵向日葵，争妍斗艳歌颂着大自然之美。在枝叶蔓爬的微小细节里，悄然觉着喜悦、满足与平和。她随时随地在写的札记里，对旅途上经过的乡间小镇总是怀抱感激与赞美，在它们于城市以外展现的大自然里彻底臣服，在孤独里同时得到幸福。
一直到一九九八年手骨折之前，她都一直在写作。她写作范围更加宽广，涉猎范围包括小说、传记、散文，她的写作天赋得天独厚。到了老年，她甚至开始尝试写侦探小说。
生活看上去圆满而且波澜不惊，太阳底下没什么新鲜事了。除了这件——二○○三年一月，陆文星因病辞世，对脑中已经长有一个血管瘤的她来说，打击重大。陆文星去世后，她的记忆就不再向前推移了。
2012年11月2日中午，她在当地时间于瑞士洛桑的家中去世，自然地永远闭上了眼，享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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