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写作多年，但自认在众多的文学体裁中，没有一项是我的专长。所以我总自嘲是搞杂货摊的，诸如：小说、歌剧、话剧、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剧本、电视剧等等，无一不写一些。如果现在要让我于它们之间做难度对比的话，我宁愿要往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这边做些倾斜。
虽然我写了一定数量的电影文学剧本，但其中我满意的甚少。一生中仅仅有两个剧本还差强人意，一个是早年写的《五更寒》（以下我讲的是文学剧本，而非影片），另一个暂且不提它，因为我写出后，请谢晋等几位导演看过，谢晋说，我很喜欢，但你放十年二十年再拿出来吧，我听从他的忠告，一直保留着。
《五更寒》的题材来源与创作
1947年我随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我军于8月里突破敌人在黄河一带的防线后，即一路攻击前进，朝着国统区纵深疾驰。此举达到了作战目的上的突然性。一旦我军进入大别山并站稳脚跟后，也就等于站在了长江北岸上，在武汉和南京之间隔江相望，如此，就给了对方以战略上极其巨大的威胁，同时又可以缓解其他解放区的压力，牵制、调动敌人大量兵力，从而使全国解放战争的战场态势，朝着更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而快速转化。
省过味的敌人急调33个旅的兵力与我作战，前面堵截，后面尾随。而我军深入国统区后即进入了无供给、无后方作战的阶段，其困难与艰苦可想而知。我们抵达新县（前身是经扶县）之后，按照上级的部署，政治部的干部们留下来分配到各个区乡，发动群众建立新政权，坚持斗争。我们这个组十几个同志（都是干部）每人背着一支步枪，进入上级指定的区域开展群众工作。那个地方九里十八寨盘绕在山里，自古封建武装土顽和土匪就极凶、极恶，虽说当年红四军曾在这一代建立过根据地，但这块地界一直被反动势力盘踞。
我们刚进入时，由于刘邓大军主力部队过境，土顽自然被我战斗力强悍的正规军吓得晕头转向，一时间顿作鸟兽散。我们尚可以和老百姓以及进步乡绅接触，待主力部队转向其他战场后，土顽、土匪们倚仗着尾随而来的敌军便又猖狂起来，他们尤对我们要在这里建立人民政权感到极度的恐惧与仇恨。敌我双方的斗争残酷、交错、胶着、复杂，几种势力交织在一起，曾有段时期当地老百姓与进步人士在敌人的杀戮、恐吓与威胁下，不敢和我们接触，这令我们的处境极其险恶。我们坚持依靠当地人民与敌人斗争、周旋，也做好了时刻死掉的心理准备。毫不夸张地讲，脑袋系在裤腰带上，每天甚至每个小时都是在生死线上进进出出，仅就我带的十几个同志，到后来牺牲的只剩下了六个人。
牺牲的同志死得都很悲壮，其中有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小同志，他家庭出身是地主，他本人是个初中毕业生，这在那时就是个了不起的秀才了。小同志追求进步，初中毕业后投身革命，平时里话不多，工作时认真负责，大家都很喜欢他。一天，他去山里的一个小村时，因突遇武装土顽的袭击没能撤出来而被逮捕了。敌人一番刑讯更伴着惨无人道的摧残后，便把他杀害了。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后，连夜集合了几个同志，去深不可测的大山沟里寻找他的尸体。万籁俱寂的夜晚，月光惨白，找到他的尸体时，大家全窒息了，只见他的双眼被挖掉，嘴从左右全被豁开，双耳被割去，前胸捅了三个窟窿，捆绑着他的绳子深深的切割进了他的皮肉里。从现场迹象可以看出，即使在酷刑折磨下，他仍然顽强不屈的奋起还击。大家恨得牙都要咬碎了，发誓要让敌人偿还这笔血债。我们哭着把他抬出山沟，铁了心要把他入殓，不然的话，大山里有野兽出没，尸骨无存，胜利后我们如何向他的家人交待。我们摸黑冒险进入了一处乡民全都跑光了的村庄，找到一具棺材后，再转移到比较隐蔽的地点把他安葬了。缺衣少食的我们没有被子，连被单也没有，我们小心地托起这孩子浸满鲜血的残缺尸首，安放进棺材。掩埋完毕后，我们前脚走不多久，山下就又响起了零星的枪声。小同志牺牲的这段经历，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令我痛心、悲伤。
新中国成立后我搞艺术创作，第一个冲动想写的，就是这段生活。那些牺牲的，还有健在的同志们，以及那些善良、纯朴的老少乡亲们，把他们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对胜利的坚定信念；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的事迹、工作、生活以及喜怒哀乐经艺术加工后，展现给生活在和平时代的人们，尤其是后代，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但构思时我再三思考，为如何不触犯那些写作的条条框框而伤透了脑筋，人性更是大禁区。
我不愿意，也不能悖离那段极为曲折复杂的现实斗争生活，不愿意遮掩生活的真实，剧中的每个人物我都做了极为认真的构思，翻来覆去的设想稳妥的方案，大约一年多剧本方完成。让我高兴的是剧本审查通过了，然后就是发表和出版，并且获电影局优秀电影文学奖和高额的奖金。当然影片随后也拍出来了，放映了。放映后博得广大观众的赞扬（至今，有时遇到六七十岁以上、当年曾看过《五更寒》的观众，他们还津津乐道地大谈剧中的人物、故事）。这以后影片选入“电影周”放映，每逢“五一”、“十一”、元旦、春节都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片重播。令我最为欣慰的，是在建国以后生产的影片中，《五更寒》可说是第一部涉及了人情与人性描写的影片。再则，不唯“阶级论”与“成分论”。在革命队伍中既普遍存在英雄好人，但也有坏人，还有叛徒。而现实中有成分“好”的人，一旦迫于复杂、困难、危险的工作环境里，就不一定忠心革命了；也有成分“不好”的人，也不一定不会投身革命，为革命献身。这是生活与前进道路上出现过的实际情况。不久后，我再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云雾山中》，由长影厂拍摄出品。
再一次沾《五更寒》的光
然而“好景”不长，1959年就在宣传部召开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批判《五更寒》人性论的文章开始出现了。从媒体与厂内外人们对我的态度上，我知道风雨将要降到我的头上了。可同时我又自信的认为《五更寒》的主旨是歌颂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以及高尚情操和品德，没有什么错！因此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不知错在哪里，因而在检讨时，我就是照背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的几句关于阶级性人性的论述。我倒也过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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