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2024-04-17 11:03
“北京人吃大蒜，上海人吃咖啡。”几年前，上海滑稽艺人周立波拿京沪文化打的比方，曾引起轩然大波。彼时，笔者在德云社后台和郭德纲聊天，这位常常把“说相声的盼同行死”挂嘴边儿的艺人，自然把周立波的言论视作对自己的攻讦，但他的说白却先正名了自己的津门身份，“天津，自古就是九河下梢的码头。十里洋场？津门开埠就有九国租界了。咖啡这玩意，搁在那年头也不稀罕”。
郭师傅说得没错，一位名叫约翰·赫西（John Hersey）的美国人多年前就如此描述过他记忆中的天津。“我生长在一个多么奇怪的城市呀！用3个或4个铜板，我就能坐着黄包车从我在英格兰的家到意大利、德国、日本或者比利时。我步行到法国上小提琴课，我还经常过河去俄国，因为俄国人有一个美丽的树木繁茂的公园，公园里面还有一个湖。”
“京油子，卫嘴子”一句民间的俗语，把两座开车不到两小时，搭乘高铁半小时就到的城市由地缘相接拉近为文化同似。厚重的北京是不愿或者说不屑于标榜时尚的，尽管当年皮尔·卡丹在首都民族宫搭起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T台，尽管现在芳草地很多潮牌在上海滩也遍寻不见，但北京前面的第一定冠词压根儿就和时尚二字没关系。天津呢？郭德纲的自述，让笔者在那时开始思考这座直辖市绵亘至今的风尚与洋派。依稀记得，中国足球刚刚开始职业化改革的上世纪90年代，甲A各级参赛队中胸前首先出现外国品牌赞助商LOGO的，便是摩托罗拉之天津队。如果再往前数，当国人的日常生活质量还要用“老三件”来定义时，排第一的自行车除了上海的凤凰、永久，天津的飞鸽也是当仁不让。而论及手表，天津海鸥不仅早早在瑞士巴塞尔表展上崭露头角，更是连番打赢异国维权官司扬名立万。海鸥飞出去，大牌也不请自来。这两年奢侈品商在华办活动，除了首选京沪，天津、杭州、沈阳等消费能力健旺的二线城市一道也颇受他们青睐。屈指一算，LVMH和历峰集团都在津门办过活动，笔者也曾多次躬逢其盛……
如果感性认识稍显个人化，书中的记述则更能让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重新审视津门风尚的缘起：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开埠及洋务的兴办，使得城市生活逐步走向现代化。1900年北京街头出现了路灯，照亮了景山前牌楼上的“弘佑天民”四个大字；1901年在天津创立的济安自来水公司拥有当时全国最大的供水系统，天津人第一次将龙头轻轻一拧便涌出的汩汩清水称为“自来水”；1902年，一个美国人在北京前门福寿堂放映电影，百姓争睹惊诧莫名；1903年匈牙利人将两辆汽车带到了上海，报界谓之“四轮怪物”；1906年，由比利时商人和中国政府合办的发电厂在天津落成，是为彼时中国最大的发电厂……
从西方输入的洋货和现代工业技术逐渐对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人们开始用“洋火”、“洋油”、“洋布”，“洋车”乃至“洋房”定义这些物事。还是在开埠的天津，流传出这样的一首诗歌，“百宝都从海舶来，玻璃大镜比门排，荷兰琐袱西番锦，怪怪奇奇洋货街。（《津门百味》，荷兰琐袱是哔叽呢，西番锦指的是印度绸缎。）”
在以上的描述中，单就风尚肇始而言，天津和上海几乎可以并置在一起。而作为往日遗铎，另一则故事则可以佐证即便在城市风貌的“硬体”上，津沪也各擅胜场：电影 《梅兰芳》 中有场戏，“九·一八事变”之后梅兰芳全家迁居上海，一代名伶蓄起胡须淡泊明志，日本人执意请他唱堂会软硬兼施，将他带进日军华东总部那扇雕花铁门……好吧，事儿是发生在彼时的上海法租界的，但这段外景却是陈凯歌在天津民族路92号一幢意式风格的老宅中拍摄的。
其实，自从1860年，英、法、俄同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后，这座昔日的“天子的渡口（故曰天津）”，“漕运码头（明代专事漕运的皆为军人，施行卫所建制，故天津又称“天津卫”）”就开始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化进程，这又必然带来世风的遽转与市民阶层趣味的勃兴。就像是伴随着十九世纪拿破仑三世对于巴黎旧城的改建，旺多姆广场北侧的丽兹酒店（Hotel Ritz）拔地而起一样。1863年，也就是天津开埠后第三年便奠基的利顺德大饭店（Astor House Hotel TIENTSIN），亦是天津城市化变迁的亲历与见证者。今年，这座大饭店迎来了自己150周年的华诞，同时也迎来了饭店现代化奢华改造后的三周年纪念。
|拆墙·开埠|
“城墙被拆时的屈辱和之后的交通便利让天津体验到了自尊与力量对比的失衡，中与西之间观念的矛盾，传统规矩与便捷之间的心理冲突，虽然这种心理冲突和观念矛盾在此后数十年间遍及中华，但天津人无疑是最早体会到的，因而这种矛盾的体验也就更深入心里。”
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18000人，由北塘登陆，进占天津……在过往革命史观观照下的讲述中，这是段民族屈辱的不堪往事。清廷被迫签署城下之盟 《北京条约》，其中 《中英北京条约》 第四款清楚地写道“续增条约画押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至此天津门户洞开。如果再往前追述，早在 1793 年英国使节马戈尔尼前来北京补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时，就曾一路坐船北上，当他们到达天津的三岔河口时，对那里的热闹情景便饶有兴趣。一位随从在日志中写道，“一条从京城附近流来的河流，一条同其他边远地区相连接的河流，这样两条同行河流的汇合，在中国成为统一帝国的初期，必然会使天津成为一个热闹的地方。”马戈尔尼回国后述职，显然他的感受一直让后来的维多利亚女王念念不忘，当1860年可以通过武力迫使清廷开放通商口岸时，尽管有不少大臣力荐天津港是内河港且一年中有冰封期，不如转在秦皇岛设立租界时，她依旧选择了作为北京门户的天津，背后看重的是天津开埠在政治上可以为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做保障。
最初划分为租界的地区还属于天津城外的荒郊，一位在天津的英国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形，“这两位军官（指英国工兵上尉戈登和一位法国工兵上尉）在一片荒凉的土地上放置了界碑，这个地区内尽是一些帆船码头、小菜园以及渔民、水手居住的茅屋……”但租界的面积还是慢慢地扩大开来，如果审视当时的市区规划图，完全是同时代欧洲城市化改建思路的挪移：以中央大道为轴，数条道路相互交叉，形成开放的城市格局——迥别于中国传统城市的算盘城，城墙环绕，城内十字街，人们只能通过城门进出的封闭型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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