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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6-25 11:06
历史上的某些时刻，世界各地的人似乎同时挺身而出，说“某些事情错了”，要求改变。每一次的动荡，都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启。2011年，可能正是另一个这样的时刻。
北非的滨海小国突尼西亚，年轻人揭竿而起，蔓延到附近的埃及，然后扩散到中东其他国家。大部分的时候，抗议的火花一闪即逝，但偶尔，小小的抗议竟然掀起风起云涌的社会大动乱，把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亚的卡扎菲拉下台。不久，西班牙、希腊、英国、美国等地的人民，都因着不同的理由走上街头。
整个2011年，我获邀前往埃及、西班牙和突尼西亚，在马德里的丽池公园、纽约的祖科蒂公园与抗议者会面，也在开罗的解放广场和年轻男女谈话。
和这些人对谈的同时，我心里十分清楚，虽然愤恨不平的理由因国而异，特别是中东地区的政治不满和西方截然不同，然而，彼此间又存有一些共同的主轴——经济和政治体系在很多方面都出现运转失灵，而且两者根本就不公平。
抗议者说得没错，某些事情的确错了。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体系里，该做的事情（有人说，他们会去做的事）和实际做到的事，两者天差地远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而且，政府并没有设法解决关键性的经济问题，包括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因为少数人的贪婪而牺牲掉“公平”这个普世价值。尽管话都讲得很漂亮，老百姓确实感受到不公平，感觉遭到背叛。 年轻人起而反抗突尼西亚、埃及的独裁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厌倦了老而顽固的领导人“只顾保护本身的利益，宁可牺牲社会其他人”的一贯做法，却没有机会透过民主程序推动改革。但令人想不到的是，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政治也好不到哪里。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推动“你可以相信的改变”，后来端出的经济政策，在许多美国人眼里，却似乎只是换汤不换药。
尽管如此，我们在这些年轻的抗议者，以及加入声援的父母、祖父母与教师身上，看到了一丝希望。这些人不是革命家，更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想要推翻体制，他们仍然相信选举程序可以运作下去，只是政府必须牢记它对人民是有责任的。走上街头，只是为了促使体制走上变革之路。
如今，有3个议题在世界各地引起普遍关注：市场并未依照应有的方式运作，既缺乏效率也不稳定；政治体系无法矫正市场失灵；经济和政治体系从根本上就不公平。本书重点不仅着重于探讨美国和其他先进工业国分配不均的原因，同时也将解释这3个问题是如何盘根错节，关系紧密。
事实上，分配不均正是政治体系失能的因和果，导致经济体系不稳定，而这又造成分配不均的情况恶化。于是，我们掉进向下沉沦的恶性循环中，唯有依赖协调一致的政策，才能从漩涡中爬出。
在聚焦于分配不均之前，我将先铺陈背景，说明经济体系广泛的失灵情形。
市场已经失灵
市场显然没有依照倡议者宣称的方式在运作，特别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更凸显了它们的非常不稳定，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银行家下了赌注之后，如果政府不伸出援手，他们将连同整个经济向下沉沦。然而，仔细观察这个体系可以发现，这不仅是单一的意外，让银行家有如此作为的诱因始终存在。 市场的优点，理论上在于它的效率，但是市场显然缺乏效率。经济学的最基本法则在于“需求等于供给”，如果经济要保持高效率，这件事是必要的。然而，现实世界中，庞大的需求没有获得满足——我们需要投资好让穷人脱离贫困的生活、促进非洲和其他低开发国家的发展，同时改造全球经济以面对暖化带来的挑战。同时，我们却有庞大的未利用资源——劳工和机器闲置，或者没有全能生产。失业（市场未能为那么多公民创造就业机会）是最恶劣的市场失灵形式、最大的无效率来源，也是分配不均的主要原因。
2012年3月，约有2400万美国人希望拥有全职工作，却找不到这样的工作；另一方面，有数百万人被赶出自己的房子，美国有许多空屋，也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
早在这次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经济就没有兑现它所承诺的事。虽然国内生产总额（GDP）仍有成长，大部分公民却感受到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对美国大部分家庭来说，早在衰退来袭之前，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所得已经低于10年前。也就是说，美国打造了一具让人惊叹的经济机器，但显然只为顶层效力。
为什么攸关重大？
本书谈的是，为何我们的经济体系未能让大部分美国人过更好的生活？为什么分配不均严重到这种程度？以及分配不均带来了什么样的恶果。
根本论点是，我们为分配不均付出很高的代价——经济体系没有那么稳定和发挥那么高的效率、成长减缓，并且陷民主体制于岌岌可危之境。陷入险境的，还不只这些：我们的经济体系未能为大部分公民效力，政治体系似乎逐渐被有钱阶级俘虏。美国人民对民主和市场经济的信心，将随同其全球影响力一起消退。一旦看清现实，就会发现美国已不再是充满机会的国家，就连长久以来引以为豪的法治和司法体系都已千疮百孔，国家认同感也摇摇欲坠。
“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某些国家的反全球化运动紧紧相系。当中确实有些共通的地方：不只相信某些东西错了，也相信有可能改变。问题不在于全球化不好或者错误，而是政府管理得十分差劲，尤其是图利了特定的利益群体。
全球各地的人、国家和经济唇齿相依，这样的发展可以用来促进繁荣，却也散播了贪婪和苦难。市场力量的确十分庞大，但并没有与生俱来的道德性格，所以需要我们决定如何来管理。过去200年，是市场表现最好的时候，大幅提高了生产力和生活水平——那样的增幅远远超越之前2000年。政府在这些进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只不过自由市场的支持者并未认清这个事实。
另一方面，市场也能集中财富、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以及剥削劳工和消费者。基于上述这些理由，市场显然必须加以驾驭和节制，以确保它们为大部分公民的利益效力。而且，这种事情必须一做再做，确保它们持续如此。美国在进步时代（19世纪90年代-20世纪20年代）就这么做过，首次通过反垄断法。新政（New Deal）时期也做过这种事，通过社会安全计划、就业和最低薪资法案。“占领华尔街”及世界各地其他抗议者所欲传达的讯息是：市场必须再次加以驾驭和节制；如果不这么做，后果将十分严重。不是政治，就是经济，必须有所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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